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1917年4月）（1）

1
代表会议开幕词
（4月24日〔5月7日〕）

　　同志们，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爆发革命和国际革命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论断以及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社会党人关于世界大战必然导致革命的一致预见，已经在各地得到证实。
　　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了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研究了社会革命的可能的前途，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这些国家分别扮演的角色将与它们各自的民族历史特点大体相适应，相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这个思想简要地表述如下：法国工人开始，德国工人完成。
　　现在，开始革命的巨大光荣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头上，但它不应当忘记，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革命仅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而这个运动——例如在德国——正一天天地壮大起来。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任务。
　　现在我宣布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请选举主席团。

2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4月24日〔5月7日〕）

（1）
记录

　　同志们，我所要谈的关于目前形势的问题，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认为，这个题目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对我们俄国政治形势的估计，对政府、对目前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态度；第二，对战争的态度；第三，目前工人运动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已使世界工人运动面临社会主义革命。
　　我想，有几点我只能简要地讲一下。此外，我准备向你们提出一个涉及所有这些问题的决议草案，但要附带声明，由于我们人员非常不够，也由于在彼得格勒这里发生了政治危机，我们不仅没有能够讨论这个草案，而且没有能够及时让地方上了解这个草案。因此，我再说一遍，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草案，写出来是为了使委员会便于工作，使它的工作能够集中到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上。
　　现在我开始谈第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莫斯科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一样的。（有人喊道：“有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我没有看到，我无法表示意见。但是，既然彼得格勒的决议在《真理报》上登过，假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决议了。现在我就把这个决议作为草案提交本届全国代表会议。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联盟中的多数政党，都认为我们的政策和他们的政策不同，是一种冒进政策。我们的政策的特点，是我们首先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精确的阶级分析。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主要过错在于用空话蒙蔽人民，使他们无法了解政府的阶级性质。
　　如果莫斯科的同志有修正案，他们现在可以宣读。[150]
　　（报告人念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

　　我已经念完决议的第一部分，这部分对临时政府作了阶级分析。单从决议的条文来看，可以说与莫斯科的同志的决议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把政府笼统地说成是反革命政府，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说，那就应当弄清楚这里指的是哪一种革命。如果是指资产阶级革命，这样说是不可以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如果是指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这样说为时过早，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农民一定会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特别是在目前，当农民已经转向帝国主义和护国主义即转向支持战争的时候，对农民表示信任，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农民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因此，我认为莫斯科的同志的决议的这一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们希望农民能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希望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但现在还根本无法断言农民将会怎样行事。
　　我们尽量注意避免使用“革命民主”这个词。在谈到政府的进攻时，可以用这个词，但是现在，这样说就掩盖着很大的欺骗，因为卷入这个漩涡的各个阶级实在是清浊难辨。我们的任务是要解放那些做尾巴的人。对我们重要的不是苏维埃这种形式，而是苏维埃代表什么阶级。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启发无产阶级的意识……
　　（报告人继续念决议。）

　　我们整个政策的关键就在这里。整个小资产阶级现在是动摇的，并且用革命民主这种空话来掩饰自己的动摇，我们应当推行无产阶级的路线来同这种动摇相对抗。反革命分子希望出现过早的发动以破坏无产阶级的路线。我们的任务是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我们党内团结起来。
　　莫斯科的同志在第三点上加了监督一项。监督是齐赫泽、斯切克洛夫、策列铁里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其他领导人提出来的。没有取得政权，监督就是空话。我怎样监督英国呢？要监督英国就必须夺取英国的舰队。我知道，不成熟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会天真地不自觉地相信监督，但是只要想一想监督的基本因素，就会了解，这种相信是背离阶级斗争基本原则的。什么是监督呢？如果我写一个文件或决议，人家就会写一个反决议。要监督必须有政权。如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广大群众不了解这一点，就应当向他们耐心地解释，但决不应当对他们说假话。假如我用监督把这个基本条件掩盖起来，那就是说假话，那就是帮助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他们说：“请你来监督我吧，但我有大炮，你尽管监督好了。”他们知道，现在拒绝人民是不行的。没有政权的监督是小资产阶级的空话，它将阻碍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因此我反对莫斯科的同志的第三点。
　　至于说到两个政权独特地交织在一起的局面，在临时政府没有掌握实权、大炮、士兵和武装群众而依靠苏维埃的时候，在苏维埃还信赖诺言并执行支持这些诺言的政策的时候，如果你们想参加这种游戏，你们就一定会垮台。我们的任务不是参加这种游戏，我们要继续向无产阶级说明这个政策毫无根据，而实际生活也将不断地证明我们多么正确。我们现在是少数，群众还不信任我们。我们要善于等待，一旦政府显露出本来面目，群众就会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政府的摇摆不定将使它失掉群众，群众一定会涌到我们这一边来，那时，我们就会根据力量的对比宣布：我们的时候到了。
　　现在我来谈战争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在反对公债的时候实际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公债的态度立即清楚地显示出各派政治力量是怎样划分的。正象《言语报》所写的那样，除《统一报》外，大家都在动摇，整个小资产阶级都赞成公债，但有保留。资本家装出一副不满的神情，冷笑着把决议塞进口袋说：“你们尽可以讲，但还得由我们来做。”现在，世界上凡是举手赞成这类公债的人，都叫作社会沙文主义者。
　　现在我就来念关于战争的决议。这个决议分三部分：（1）从战争的阶级意义来剖析战争，（2）群众的革命护国主义，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3）怎样结束战争。
　　我们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在群众面前，特别是在士兵面前讲过话，我想，假如所有问题都用阶级观点去解释，那么他们最难理解的是我们在怎样结束战争、怎样才能结束战争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立场有许多误解和完全不理解的地方，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讲得极其通俗。
　　（报告人念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

　　这部分决议的后一半谈到了政府的诺言，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部分也许是多余的，但对于人民这是重要的。因此应当补充说明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这些诺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现政府的放弃帝国主义政策的诺言是完全不可信的。这里我们的方针不应当是指出我们要求政府公布条约。这种要求是幻想。要求资本家政府公布条约，就和要求资本家公开商业上的欺诈行为一模一样。既然我们谈到必须放弃兼并和赔款，那就应当指出怎样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人问我们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告诉他，这实质上是一个革命的步骤，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能迈出这一步。否则，这不过是资本家用来诱骗人民的空洞的诺言和愿望而已。
　　（报告人继续念决议草案。）

　　毫无疑义，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是从资本家的这个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现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同农民的利益的一致上。我们在努力把农民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自觉地站在资本家方面。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说是不要战争的。他们受到传统和欺骗的影响，他们还没有政治经验。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进行长期的解释工作。我们决不能对他们作丝毫的原则性让步，但是我们不能象对待社会沙文主义者那样对待他们。居民中的这些人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但是他们在异常迅速地提高觉悟，开阔眼界。必须善于对他们进行解释，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对于一个昨天还处于地下的党来说，就尤其困难。
　　有人会想，我们是不是抛弃了自己的主张，我们本来是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现在却自食其言。但是要知道，俄国的第一次内战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正转入第二次战争，即帝国主义和武装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这个过渡期间，只要武装力量还在士兵手中，只要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还没有使用暴力，这种内战对我们来说就转化为和平的、长期的、耐心的阶级宣传。假如我们在人们还没有了解到内战的必要性时就提出内战，那我们一定会陷入布朗基主义。我们主张内战，但只能是由觉悟的阶级所进行的内战。只有人民知道谁是使用暴力的人，才能起来把他推翻。但现在根本没有人使用暴力，枪炮在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目前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欺骗行事的，所以现在不能叫喊使用暴力，那样做是荒谬的。应当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必须根据客观条件，而不能根据主观条件。我们暂时不提这个口号，但也仅仅是暂时。现在武器在工人和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资本家手中。只要政府还没有挑起战争，我们就要进行和平宣传。
　　对政府有利的是我们率先采取不慎重的行动步骤，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我们党提出了和平示威游行的口号，因此他们非常恼恨。我们对现在采取观望态度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作丝毫的原则性让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莫过于在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多数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不信任、不信任、再一个不信任。把无产阶级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就等于把它毁掉。
　　第三点是关于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困难在于如何用最明白的方式把这个观点告诉群众。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不能放弃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和资本主义战争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要看从战争中得益的是哪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战争中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向群众讲话的时候，应当向他们作出具体的答复。这样，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革命战争同资本主义战争区别开来？群众宣传员不理解这里有什么区别，不理解这里的区别就是指阶级的差别。我们不仅应当在理论上说明，而且应当在实践上表明：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才会进行真正革命的战争。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才能比较清楚地答复这是哪种战争、谁在进行战争的问题。
　　《真理报》登载了告各交战国士兵书的草稿［注：见本卷第292—294页。——编者注］。我们得到消息，说前线在举行联欢，但联欢还是半自发的。联欢所缺乏的正是明确的政治思想。士兵们本能地感到应当从下面行动起来，他们的阶级本能——一种有革命情绪的人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意识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对革命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要在政治上作出明确的答复。为了使战争能够结束，必须使政权转到革命阶级手中。我想建议用代表会议的名义草拟一个告各交战国士兵书，并把这个号召书印成各国文字。如果我们不是跟着大家空谈和平会议（这种会议的一半参加者是帝国主义政府的秘密的或公开的代理人）而是去散发这个号召书，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达到目的，比召开各种各样的和平会议要快千百倍。我们不愿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打交道。当我们乘火车路过德国的时候，这些社会沙文主义者先生即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硬要上我们的车厢，我们对他们说，你们这些社会党人谁也别进我们的车厢，要是进来了，我们不同你们大吵一场，是不会放你们走的。如果让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的人来找我们，那我们一定会同他谈谈。只要我们发出告各国劳动者书并在号召书中对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作出答复，只要士兵们看到我们的答复指出了从政治上摆脱战争的出路，联欢就会大大前进一步。为了使联欢的举行不是出于本能地害怕战争，而是提高到从政治上明确地意识到怎样摆脱这场战争，这样做是必要的。
　　现在我来讲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情况来估计目前形势。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彼此联系得很紧密的时候，谈帝国主义而只谈一国的情况是荒谬的。现在，在战争期间，这种联系大大地增强了。全人类卷入一团血污之中，要想单独脱身是不可能的。尽管各国发达程度不同，但这场战争已经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单独脱身都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
　　我们大家都同意，政权应当由工兵代表苏维埃来掌握。但是，一旦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即由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来掌握以后，苏维埃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呢？这是一个既复杂又困难的问题。既然这里说的是政权转移，那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革命阶级拿到了国家政权而不知道怎样运用这一政权。这种危险在过去的革命中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革命因此而失败的例子在革命史上是有的。现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已经遍布全俄国，成为目前整个革命的中心，但我觉得，我们对苏维埃的了解和研究是不够的。如果苏维埃取得政权，那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样的国家政权，而且是能长久维持的政权，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但世界整个工人运动已在向它接近。这正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种政权就是专政，就是说，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暴力是政权的工具。苏维埃究竟怎样运用这种政权呢？是否要回到依仗警察来进行管理的老路，是否要借助旧的政权机关来进行管理呢？在我看来，苏维埃是不能这样做的，无论如何苏维埃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建立一个非资产阶级的国家。我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曾经在如下意义上把这个国家比作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打碎旧的管理机关，并用崭新的、公开的、直接的工人机关来代替它。有人责备我不该在目前这个时候使用资本家最害怕的词，因为资本家会把这个词解释成想直接实施社会主义。但我使用它只是指用新的无产阶级的机关代替旧的机关。马克思说，这表示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编者注］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任务问题，在我们看来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和其他各国联系在一起的，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要么无产阶级整个解脱出来，要么全都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是因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已是事实。现在谁也不会怀疑，苏维埃已经遍布全俄国，成为一种政权，而且也不可能有另外一种政权。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清楚地知道，苏维埃会怎样运用这个政权。有人说，这种政权同法国、美国的政权一样，其实那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权，这种直接的政权在那里是不存在的。
　　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客观形势，即世界资本主义所处的状况；第二部分是说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情况；第三部分是说明俄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的任务。在第一部分，我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战争时期比战前更加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把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抓在自己手中。早在1891年，即在27年前，当德国人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就说过，不能象过去那样说资本主义就是无计划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既然有了托拉斯，无计划性就不存在了。尤其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战争做了25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工业国家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也得到发展。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客观情况表明，战争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从垄断向国家化发展。这一切使社会主义革命临近了，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可见，战争的进程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战前，英国是自由最多的一个国家，这是立宪民主党那类政治家经常提到的。过去在英国之所以有自由，是因为那里没有革命运动。战争一下子就改变了一切。一个数十年来没有侵犯过社会党报刊出版自由的国家，现在一下子采取了纯沙皇式的书报检查制度，所有的监狱都关满了社会党人。英国资本家在几个世纪里学会了不用暴力管理人民，现在他们使用了暴力，这就是说，他们感到革命运动起来了，感到非这样做不可了。我们一直说，李卜克内西代表着群众，尽管他是一个人而反对他的是上百个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可是有人却对我们说，这是空想，这是幻想。可是谁要是在国外参加过一次工人集会，他就会看到群众对李卜克内西表示同情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连反对李卜克内西最厉害的敌人，也不得不在群众面前耍滑头；如果不假装拥护李卜克内西，谁怎么也不敢出来反对李卜克内西。现在的情况又进了一步。现在已经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前线在举行联欢。在这方面急于作出预言会犯极大的错误，但是，对国际的同情在日益增长，德国军队中开始出现革命风潮，这毕竟是事实，表明那里的革命在成熟起来。
　　现在，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在社会党人的各种议论中，主要的缺点，主要的错误就是把问题提得太笼统，只是说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实，应当谈到具体的步骤和措施。有些具体的步骤和措施已经成熟，有些还没有成熟。我们正处在过渡的时候。我们明确地提出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国家形式是任何一个国家现在和过去都没有的。这种形式标志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步骤，这种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初期所不可避免的。这个事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俄国革命创立了苏维埃。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种国家机构，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这种政权以外不可能运用任何其他的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取得政权不是为了建立通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不行的。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苏维埃取得政权是为了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的和具体的步骤，这些步骤可以实现，而且应当实现。在这方面，主要的敌人是畏惧。应当向群众宣传：必须马上采取这些步骤，否则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政权就毫无意义，就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
　　我想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向人民提出哪些具体的步骤而又不违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为什么我们想使政权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呢？
　　苏维埃应当实行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土地国有化。目前各族人民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有人说这种措施完全是空想，但是大家都赞成它，这是因为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十分混乱，不铲除一切地界，不把土地变为国家财产，就没有出路。必须废除土地私有制。这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因为人民大多数是主张这样做的。为此我们就需要苏维埃。旧的国家官吏是不可能实行这种措施的。
　　第二个措施。我们不能主张“实施”社会主义，这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应当宣传社会主义。俄国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小业主，他们根本不会想到社会主义。但是，对于在每一个村里设立银行，使他们有可能改善经济——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有什么好反对呢？他们根本提不出反对意见。我们应当向农民宣传这些实际措施，使他们感到有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
　　糖厂主的辛迪加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建议应当是可以直接付诸实施的，因为这些已经成熟的辛迪加应当转归国家所有。如果说苏维埃想掌握政权，那仅仅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除此之外，苏维埃掌握政权没有其他目的。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是苏维埃继续发展，要么是苏维埃象巴黎公社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如果需要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就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最后，我要谈谈给我留下了极深刻印象的一次讲话。一个煤矿工人作了一次出色的讲话，他没有用一个书本上的字眼，讲了他们怎样进行革命。他们谈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有个总统，他所关心的倒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占据矿井以后，必须保存好钢绳，以防生产中断。后来出现粮食问题，他们没有粮食，于是又商量好取得粮食的办法。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纲领，而不是从书本上搬来的东西。这才是地方上的真正的夺取政权。
　　资产阶级无论在哪里都没有象在彼得格勒那样有组织，这里资本家掌握着政权。但在地方上，农民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社会主义计划，而是采取了完全切实的措施。我认为只有这个革命运动纲领才正确地指出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我们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应当尽量小心谨慎，但是必须实行这些措施，必须只朝这个方向向前看，否则就没有出路。否则工兵代表苏维埃就会被驱散，就会无声无息地死去；而政权真正要由革命无产阶级掌握，那也只是为了前进。所谓前进，就是采取具体步骤，而不是光用空话来保证摆脱战争。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条件下，当革命扑灭了战争，各国工人都起来支持革命的时候，这些步骤才能完全取得胜利，因此，取得政权是唯一的具体办法，唯一的出路。

（2）
报道

　　列宁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报告人阐述了党在两个政权并存问题上的立场，指出阶级斗争形式随着客观条件而改变，指出由于武装的人民战胜了沙皇制度，并在未经官方准许的情况下实现了最充分的政治自由，所以除了通过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启发教育的方式进行斗争之外，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进行其他方式的斗争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当然，这是在资本家本身不对大多数人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报告人接着分析了战争在我国和在西欧所造成的客观形势。
　　全人类都卷入一团血污之中，要想单独脱身是不可能的。交战国任何一方的士兵单方面拒绝继续作战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出路在于使政权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以及阶级地位接近无产阶级的半无产者各阶层手中。
　　日益遍及整个俄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新的特殊的国家政权组织，至少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一种新的国家政权组织。这种组织与迄今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对于设立资产阶级机关来说，对于建立拥有常备军、警察和官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来说，无论如何是不适用的。
　　现在，政权直接掌握在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人民手中。强力工具由大多数人所支配。政府能维持下来，是因为这大多数人对它抱不觉悟的轻信态度。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做启发工作，说明使政权转到革命阶级手中的必要性，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方面来。
　　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一旦取得政权，它们就将采取一种与统治阶级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政权。必然会采取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好的、符合大多数居民（在俄国，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利益的具体措施。
　　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日益发展，在俄国则还没有直接提上日程，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状态。工兵等等代表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运用的政权组织。这样的组织在西欧是根本没有的。
　　因此，加强苏维埃是我们的任务。因此，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的具体任务是：（1）土地国有化（使最主要的生产工具不再为私人所有）——这是农民的要求；（2）把私人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把已经联合成辛迪加的生产部门收归国有；（3）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如果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不执行这些任务，它们就一定会垮台。它们必将遭到与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那些机关同样的命运：不是干脆被解散或驱散，就是由于完成不了革命本身向它们提出的任务而自行瓦解（公社的例子）。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前进，采取坚决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另一条是倒退，走向灭亡。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3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4月24日〔5月7日〕）

　　加米涅夫同志巧妙地抓住了冒险主义这个话题。这一点需要谈一谈。加米涅夫同志深信并且断定，我们在反对“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时表现了动摇。我同意他的意见，偏离革命政策路线的动摇当然有过，而这些动摇是必须避免的。我想，我们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分歧并不很大，因为他是在赞同我们的意见的情况下站到另一立场上去的。我们的冒险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曾经企图使用暴力手段。我们不知道，在这一紧急关头群众是否明显倒向了我们这一边，如果群众明显倒向了我们这一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提出了和平示威游行的口号，而彼得堡委员会的某些同志却提出了另外的口号，我们取消了这个口号，但是阻止已经来不及了，群众已经跟着彼得堡委员会的口号走了。我们说，“打倒临时政府”是冒险主义的口号，现在还不能推翻政府，因此我们提出了和平示威游行的口号。我们只是想和平地试探一下敌人的力量，并不想投入战斗[151]，而彼得堡委员会却做得稍左了一点，自然，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极大的犯罪行为。实际表明组织机构并不健全，不是所有的人都执行我们的决定。在提出“工兵代表苏维埃万岁！”这个正确口号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口号——“打倒临时政府”。在行动的时刻，做得“稍左一点”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犯罪行为，是瓦解组织的行为。假如我们有意识地容许这样做，那就一分钟也不能呆在中央。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是组织机构不完善。是的，我们的组织有缺点。改善组织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孟什维克及其同伙滥用“冒险主义”这个字眼，但实际上正是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什么路线。我们有组织，也有路线。
　　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动员了全部力量，中间派躲起来了，而我们则组织了和平示威游行。只有我们才有政治路线。犯过错误没有？犯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要组织得好，这是一件难事。
　　现在谈一谈监督。
　　除了监督问题，我们同加米涅夫同志是一致的。他认为监督是政治行动。但是他主观上对这个词的理解比齐赫泽等人清楚。我们是不会同意监督的。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你们老是令人可怕地谈论共产主义，把资产阶级都吓得晕过去了……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使我们孤立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使我们孤立的是公债问题，是这个问题使我们陷于孤立的。我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成了少数。是的，我们是少数。这又有什么关系！在沙文主义如此猖獗的时候，要当社会主义者就会是少数，要成为多数只有去当沙文主义者。现在，农民同米留可夫一起用公债来打击社会主义。农民跟着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走。这是事实。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已是陈旧的公式。
　　要推动农民去革命，就必须把无产阶级区分出来，把无产阶级政党区分出来，因为农民有沙文主义情绪。要现在就把农夫争取过来，那等于乞求米留可夫开恩。
　　临时政府必须推翻，但不是现在，也不能用一般的办法。我们同意加米涅夫同志的意见。但是应当做解释工作。正是对这一点加米涅夫同志喋喋不休。然而，我们目前能够做的就只是进行解释。
　　李可夫同志说，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说谁来开始和谁来结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
　　马克思说过，法国开始，德国人完成。可是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谁都大。
　　如果我们说“不要沙皇，而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会跃过小资产阶级。但我们说的是要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帮助革命。决不能陷入改良主义。我们进行斗争，不是要使自己失败，而是要成为胜利者，至少要取得部分的成功。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也一定会取得部分的成功。那就是实行改良。改良是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
　　其次，李可夫同志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过渡时期。这是不对的。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
　　我们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今后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组织，使不听从中央的彼得堡委员会委员那样的人不再存在。我们正在成长，一个真正的党也理应如此。

4
关于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方案的讲话[152]
（4月25日〔5月8日〕）

（1）
记录

　　我不能同意诺根同志的意见。我认为我们所遇到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事实，它使我们有责任开展一个反对俄国和英法沙文主义者的强有力的运动，这些国家的沙文主义者没有接受这位伯格比尔关于参加代表会议的建议。不应当忘记这整个事件的实质和背景。我要给你们念一念在《工人报》上作了准确报道的伯格比尔的建议，并要指出，在这整出所谓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滑稽剧背后，隐藏着德国帝国主义的最实际的政治步骤。德国资本家通过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建议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代表会议。因此，我们必须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运动。
　　他们为什么要通过社会党人来干呢？因为他们想欺骗工人群众。搞外交的先生们是很精明的，他们知道直截了当地谈这种事不行，必须暗中派出丹麦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在国外见识过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上百次，应当把他们的真面目揭露出来。
　　（报告人念1917年5月8日（4月25日）《工人报》第39号上的一段话。）

　　毫无疑问，这是德国政府的建议，德国政府没有直接采取这些步骤，它需要丹麦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出来效劳，因为本国的代理人不便办这件事。世上所以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就是为了给人这样效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无产阶级政党的7万名工人的名义，向全世界揭露他们所隐瞒的内幕。必须发表一份详尽的决议，译成各国文字，作出应有的答复，使这些先生不敢再来纠缠社会党。（报告人念决议草案。）
　　今天早晨所有社会党的报纸都沉默不语。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问题的实质在哪里。他们知道，闭口是金。只有《工人报》登了一篇不作任何评论的文章：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153]
　　俄国政府可以比谁都不怀疑这一点：这确实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
　　假如有人老是向我们叫喊解放阿尔萨斯－洛林，那就应当提醒这些先生们，这不过是一个钱袋问题，因为阿尔萨斯－洛林有极丰富的资源，德国资本家和法国资本家打仗就是为了都要夺取更多的东西。当普列汉诺夫之流说解放阿尔萨斯－洛林是神圣的事业时，这对德国和法国资本家是有利的。因此，应当把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所谓和平修改阿尔萨斯－洛林疆界读作：法国帝国主义者和德国帝国主义者实行和平分赃。
　　我还应当补充一点，我忘了指出德国“中派”代表（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赞成这次会议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他们来说是极为可耻的。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不赞成这次会议，这表明那些似乎是社会党人的英法沙文主义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为他们促使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而不顾德国社会党多数派通过伯格比尔所作的巨大努力；因为，毫无疑问，德国政府是通过伯格比尔说：现在的情况是我必须把你们的赃物（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还给你们。证明这一点的是，德国的情况万分危急，继续作战毫无指望，国家处于毁灭的前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他们愿意交出几乎是全部赃物的原由。因为他们还想借此捞到一点东西。外交家们尽情地交换了意见，而资产阶级报纸在谈到外交事务时则用空话来愚弄人民。
　　毫无疑问，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说他们不赞成这次会议，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全部情况，他们曾到自己的外交部去过，那里有人对他们说：内幕如此如此，我们不希望你们到那里去。事情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俄国士兵得到这个决议（我觉得这个决议应当以我们党的7万名党员的名义发出），他们就会真正明白对他们隐瞒起来的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们就会明白，德国已经不能继续进行侵略战争，问题仅仅是要扼杀德国，把德国抢光。决不能否认伯格比尔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
　　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揭穿社会党代表大会这出滑稽剧的原因。所有这些代表大会都不过是掩盖外交家们背着人民群众互相勾结的滑稽剧。应当把真情实况一下子统统说出来，让各国前线士兵和各国工人都知道。我们因这样的建议而开展的运动，一方面是为了解释我们无产阶级的路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要造成空前未有的群众性的发动。所以，我请你们尽可能地通过这个宣言，把它送交执行委员会，并译成各国文字，明天把它刊登在《真理报》上。[154]

（2）
另一份记录

　　我不同意前一位发言人的意见。
　　通过伯格比尔的建议，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实，这个事实使我们有责任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开展一个政治运动。英法的“社会党人”拒绝了伯格比尔的建议。英法的普列汉诺夫之流不同意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伯格比尔的建议是一出滑稽剧。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通过伯格比尔提出自己的媾和条件。他们通过一个社会党人做这件事，这样就好掩盖他们的社会沙文主义的阴谋。必须揭穿这一点，以打消他们求助于社会党的任何念头。
　　丝毫不容怀疑，这是德国政府的建议，它通过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活动。是德国政府在策划这次代表大会……它自己不能公开去做这件事，因此通过本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去做。德国政府采取这个外交步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同时又通过这些人来宣扬自己的隐蔽的意图。我给你们念一念一家国外报纸关于伯格比尔的报道：“德国皇帝希望通过丹麦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召开对自己有利的和平会议。”很显然，伯格比尔的建议完全是招摇撞骗。下面是一篇《工人报》的报道。（报告人念1917年4月25日《工人报》的报道。）可见这无疑是德国政府的建议。这些勾当就是这样策划出来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向全世界揭穿这一内幕，就是说，要作出详细的决议，把它译成几国文字，并且刊登在各种报纸上。我提出一个决议草案。
　　耐人寻味的是资本家的报纸保持外交式的沉默。这些报纸知道一条处世之道：开口为银，闭口是金。资产阶级报纸知道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工人报》之类的报纸感到不知所措。只有《统一报》说，伯格比尔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但是《统一报》马上又指出，无论是英法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还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都决不参加这次会议，因而它也就揭露了英、法、俄三国政府，这些政府知道德国的实际困难处境，所以想靠德国来满足自己的胃口。我们应该揭穿这出化装演出的滑稽剧。应该讲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贝特曼－霍尔韦格晋谒威廉，威廉召见谢德曼，谢德曼前往丹麦，结果是伯格比尔带着媾和条件来到俄国。（报告人念决议。）
　　特里尔是丹麦的马克思主义者。丹麦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它的资产阶级发了战争财，仇恨工人。丹麦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领袖，属于欧洲极端机会主义的领袖之列，他们的言行明显地表明，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我们应当办事公道，象评价普列汉诺夫那样来评价伯格比尔。假如有人老是向我们高喊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漂亮话，那就应当记住，这和钱袋大有关系。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些资源非常丰富的矿山。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是德国资本家和法国资本家之间的一次和平分赃。丹麦的国际主义者拒绝参与这次交易。我忘了指出，考茨基派同意参加这次会议，这是应当加以揭露的。通过伯格比尔提出建议，这说明，德国资本家在讨价还价，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保住赃物。德国已经陷入绝境，濒于灭亡。而德国资本家现在却还希望保住一小部分赃物。外交家相互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一切都很清楚，都很了解。他们就是不把这些情况告诉人民。英法沙文主义者不同意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们对真实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去当部长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扼杀和掠夺德国，因为德国已经不能长久地执行侵略政策了。伯格比尔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只要士兵得到这个决议，他们就会明白，现在的问题是要扼杀德国。这些代表大会都是社会沙文主义外交家们合演的滑稽剧。这里在开代表大会，而隔壁屋子里却在瓜分阿尔萨斯－洛林。应当把这些代表大会的真情实况一下子统统说出来，让人民看清楚。如果我们通过这一宣言，把它刊登出来，译成各国文字，并在工人和士兵中散发，他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这场运动将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运动，将是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说明。

（3）
报道

　　列宁同志说，出席代表会议的邀请是向俄国各社会党发出的，自然我党也在被邀请之列，我们不能对这个国际性事件保持沉默。各交战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作为本国政府和本国统治阶级的非官方代表出现的。
　　德国政府在国内局势动荡的压力下，准备放弃一部分它所兼并的土地，而伯格比尔就是它的外交代表。他（斯陶宁格的政党的代表。斯陶宁格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以后，以特里尔同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退出了这个党）无论和德国工人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社会爱国主义多数派的代表会议，是德国统治集团试图与另一方强盗达成协议的好机会。
　　社会爱国主义者参加了诺根同志称之为无耻的战争，现在他们又想参与无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活动。另一方面，缔结三国协约的帝国主义者拒绝这个建议，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掠夺意图。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了本身的利益，应当利用这件事揭露双方的欺骗。一个有7万多工人参加的政党，应当警告各国工人国际主义者不要受骗。

5
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
（4月25日〔5月8日〕）

　　鉴于丹麦“社会党人”伯格比尔已经到来，以及他建议参加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以支持德国谢德曼和普列汉诺夫一派的社会党人提出的、以德国放弃它所兼并的大部分土地为条件的和约，代表会议决定：
　　伯格比尔是以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即瑞典、丹麦、挪威的党的名义出面的。这里面委托他的是以布兰亭为首的瑞典党，布兰亭是一个已经转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背叛了各国工人革命联盟的社会党人。我们不能承认这个瑞典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认为只有以霍格伦、林德哈根、斯特勒姆、卡尔松等人为首的青年党才是瑞典的社会主义政党。
　　同样，我们认为那个委托伯格比尔的丹麦党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领导该党的斯陶宁格是资产阶级内阁的成员。斯陶宁格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曾经引起特里尔同志那一派的抗议和退党，他们声明，丹麦社会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政党。
　　伯格比尔本人承认，他的活动是得到谢德曼和其他德国社会党人同意的，而谢德曼等人已经转到德国政府和德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因此，毫无疑问，伯格比尔实际上是德国帝国主义政府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代理人。
　　由于这种原因，代表会议认为，我党参加有伯格比尔和谢德曼参加的代表会议在原则上是不许可的，因为我们的任务不是联合各帝国主义政府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代理人，而是联合在战时就已经同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各国工人。
　　只有同这样的党派会谈和接近，才能真正促进和约的签订。
　　我们提醒工人们不要相信伯格比尔所筹备的代表会议，因为这个所谓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实际上将是一出掩盖外交家的幕后勾结的滑稽剧，他们用一些被兼并的土地交换另一些被兼并的土地，例如，把亚美尼亚“送给”俄国资本家，把英国所掠夺的德国殖民地“送给”英国，交换的条件也许是把洛林一部分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优质铁矿的矿山“让给”德国资本家，等等。
　　社会党人不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就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各国资本家为了分赃而进行的这种肮脏而自私的交易。
　　同时，代表会议认为，就是根据伯格比尔的话来看，德国资本家也无意放弃它所兼并的全部土地，更不用说立即从他们所强占的地区撤退军队了。因为德国所占领的丹麦的一些地方、波兰的几个地区、法国阿尔萨斯的一部分，都是德国资本家所兼并的土地，正如库尔兰、芬兰、波兰、乌克兰等地是俄国历代沙皇和俄国资本家所兼并的土地一样。
　　至于恢复波兰的独立，那既是德奥资本家的骗人的把戏，又是高喊所谓波俄“自由”军事同盟的俄国临时政府的骗人的把戏。因为要真正判明所有被兼并地区的人民的意志，就必须撤退军队，自由地征询民意。只有在整个波兰（即不仅在俄国占领区，而且在德奥占领区）和整个亚美尼亚以及其他地区采取这种措施，才能使政府的诺言成为事实。
　　其次，代表会议确认如下事实：转到本国资本家政府方面去的英法社会党人已经拒绝参加伯格比尔所筹备的代表会议。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英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的代理人就是这些所谓社会党人）想继续进行，想拖延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他们甚至不愿讨论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德国日益加深的贫困、饥饿、经济破坏和日益逼近的工人革命（这是主要的）的影响下，不得不通过伯格比尔答应让步的问题。
　　代表会议决定将所有这些事实公之于众，尤其要尽可能详细地把情况告诉前线的俄国士兵；让俄国士兵知道，英法资本家和追随他们的俄国资本家正在拖延战争，甚至不想让人就媾和条件进行商谈。
　　让俄国士兵知道，“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的口号现在所掩盖的是，英国想巩固它在巴格达和在非洲德国殖民地的统治地位，俄国资本家想掠夺和扼杀亚美尼亚和波斯等地，以及有人想完全粉碎德国。
　　让前线的俄国士兵在每个部队，每个团队和连队里进行表决，看他们是希望资本家拖延战争，还是希望国家政权完完全全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以便迅速结束战争。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只同那些在本国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全部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各国工人政党举行会谈和结成兄弟联盟。